众口铄金的中伤之词立刻使有智之士的藐视变得很有道理，善于奉承的人一味追求权力，同时嫉妒别人建立更高的功绩。罗马军队有几位首长竟敢以贝利萨留这位英雄人物的对手自居，私下发出急报，带着恶意指控阿非利加的征服者，称他威名远播，获得公众的爱戴，阴谋登上汪达尔人的宝座。查士丁尼冷眼旁观不发表意见，看来已对贝利萨留无法容忍，生出猜忌之心，所以让贝利萨留去自行决定是要留在行省还是返回都城。贝利萨留从截下的信件以及对君王性格的了解，知道自己必须做出明智的决定，要么就是听天由命高举反帜，再不就是俯首觐见使他的敌人感到困惑。他基于自己的清白无辜和无比勇气做出选择，将自己的卫队，还有所有的俘虏和财物尽快装上船只，一路的航行非常顺利，等他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时候，比在迦太基派出送信的快船还要早到。像这样值得信任的忠诚消除了查士丁尼的疑虑，猜忌之心很快平息，但是很快就被公众对贝利萨留的感激再度燃起不满。

罗马世界的第三位阿非利加努斯获得凯旋式的荣誉，庆典场面之隆重，君士坦丁城市的市民前所未见。自提比略统治以来，古代的罗马只有历朝的恺撒所指挥的百战百胜雄师才够得上这种资格。（等到大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事职称丧失原有意义以后，罗马常用的飞鸟占卜法这个词也为基督教所禁止，凯旋式对于一位代表皇帝出征而且是私人豢养的将领，倒是不会产生多大的纷争。）游行的队伍从贝利萨留居住的府邸出发，经过主要的街道，抵达椭圆形竞技场。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像是在报复根西里克施加的伤害，洗刷罗马人所受的耻辱。游行展示出从所征服民族那儿掠夺的财富，都是一些代表军事胜利和奢侈生活的战利品，像是贵重的胄甲、黄金的宝座、汪达尔王后在仪式中使用的车驾、皇家宴会的巨大家具、耀眼的宝石、造型优雅的雕像和花瓶、成堆的黄金钱币，还有犹太神殿的圣器，这些圣器在经历漫长时日的辗转流离之后，被放入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堂受到尊敬。一长列最高贵的汪达尔人带着无可奈何的态度，展现出高大的身材和英俊的面孔。杰利默步伐缓慢，身穿紫色的长袍，仍旧维持一个国王的尊严，没有流出一滴眼泪，也没有发出叹息的声音。他的自负和虔诚从所罗门（如果《传道书》真是所罗门的作品，而不是比较近代的著作，倒是很难让人信服，虽然有非常虔诚的内容和富于伦理的教训，但只是用所罗门的名义，以及用他的忏悔作为主题而已，有点像普赖尔（1664～1721 A.D.，英国诗人和外交官）的诗一样。这是博学多闻和思想自由的格劳修斯提出的看法，他认为《传道书》和《箴言》蕴含极其广泛的思想和经验，看来不像一个犹太人或一个国王所有。）的诗句中，得到内心的安慰。他重复念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谦虚的征服者没有登上用四匹马或四头象拖曳的凯旋式的战车，而是步行走在英勇同伴的前面，他的谨慎在于婉拒对臣民而言太过招摇的荣誉，宽广的胸襟鄙视为邪恶暴君所嫉恨的虚名。光荣的队伍在元老院和人民的欢呼声中，进入椭圆形竞技场的大门，在皇帝和皇后的宝座前停下来。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庄严地坐着，接受被俘的国王和胜利的英雄向他们表示效忠。他们采用习惯的膜拜仪式，全身趴在地上用嘴亲吻国君的脚凳，那是一位从未拔剑上阵的君王，以及一个在剧院表演舞艺的娼妓。根西里克的孙儿接受了一连串的打击，才改掉固执的脾气；但即使是在奴颜婢膝的环境里成长，才气纵横的贝利萨留想必也会在暗中嫌恶君王的做派。他在次年被擢升为执政官（公元535年1月1日），就职典礼那天举行了第二次盛大的凯旋式。他的象牙官椅由汪达尔人俘虏背负在肩上，各种战利品、金制的酒杯、贵重的马具都毫不珍惜地丢给群众。

但是贝利萨留认为对他最诚挚的赏赐，是他立下庄严的誓言与汪达尔国王签订的条约，皇帝决定要忠实执行。杰利默信奉阿里乌斯教教义，出于宗教的顾虑和限制，故无法被授予元老院议员或大公的位阶。皇帝赠送给他位于加拉太行省庞大的产业，逊位的国君带着家人和朋友退隐，过着平静优渥甚或称心如意的生活。（在《马尔蒙特尔的贝利萨尔》一书中，国王与阿非利加的征服者相遇、晚餐、交谈，竟然不知对方是何许人也。显然是传奇小说的缺陷，看来不仅是这位英雄，而是每个人都丧失了他们的眼睛或是记忆力。）赫德里克的女儿们因为年幼和不幸，受到特别慈爱和友善的照应。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负起责任，教养狄奥多西大帝的女性后裔，使她们享受世间的荣华富贵。勇敢的汪达尔青年被分发到5个骑兵中队，受到他们的恩主收养，参加波斯战争，为祖先赢得光荣的名声。这些少数的例外只是他们出身或英勇的报酬，不足以说明整个民族的命运。在这次为时短暂而又牺牲不大的战争之前，他们的总数超过60万人。等到他们的国王和贵族遭到放逐以后，受到奴役的群众为了换取安全，只有弃绝民族的习俗、宗教和语言，堕落的后代在不知不觉中与阿非利加普通的臣民混杂在一起。甚至就是到了近世，在摩尔人部落之中，好奇的旅客还能发现北方族群的白皙肤色和浅黄头发。（自从普罗科皮乌斯说起阿特拉斯山有一个民族，可以用白皙的身体和黄色的头发加以区别以来，同样的现象在秘鲁的安第斯山也能见到，这很自然地被归于地势的高度和空气的温度。）

以前的人相信，有些勇敢的汪达尔人不愿接受罗马人的统治，也不让罗马人知晓他们的下落，情愿在大西洋与世隔绝的海岸，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阿非利加过去是他们的帝国，现在却成为了他们的监狱，他们不想也不愿回到易北河的两岸。那些缺乏冒险精神的同胞，仍旧在祖国的森林里漫游。懦夫不可能越过未知的大海和心怀敌意的蛮族所构成的障碍；勇士也不可能当着同胞的面显示出自己的无能和失败，描述在他们手中丧失的王国，要求一分卑微的继承权利，因为在他们过好日子时，曾经几乎异口同声主动放弃了继承权。（虽然有人抗议，根西里克还是要抛弃日耳曼的汪达尔人，并没有给予正式答复。在阿非利加的汪达尔人嘲笑这个人过于谨慎，而且也瞧不起欧洲的族人在森林里的贫苦生活。）位于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的国土上，有些人口稠密的卢萨提亚村庄居住着汪达尔人，仍旧保持他们的语言、习惯以及纯正的血统，勉强忍耐撒克逊人或普鲁士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毫无怨尤地秘密和自愿对古老国王的后裔效忠，虽然他现在的装束和命运与最卑贱的家臣并无差别。（在公元1687年，托利乌斯从一位知名的选侯口中听到此事，说是勃兰登堡的汪达尔人具有皇室的血统，但是不为人所知，他们富于反叛的精神，可以聚集五六千人马，获得一些火炮，等等。选侯所说的话是诚实不虚的，但托利乌斯的话值得怀疑。）从这些吃尽苦头人民的姓氏和职业可以知道，他们与阿非利加征服者有共同的血源。但是他们使用斯拉夫方言这一点，更清楚地显示出他们是新殖民区的残余人员，是汪达尔人真正的后代，只是在普罗科皮乌斯时代已经星散开来或完全绝灭。（普罗科皮乌斯对此事完全不知道。在达戈伯特统治的时代（630 A.D.），斯拉夫部族像是索布人和维尼第人，已经在图林吉亚的边界上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