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城沦为化外之地以后，帝国仍旧保有它在亚得里亚海以东征服的一些民族，疆域一直到达埃塞俄比亚和波斯的边界。查士丁尼统治64个行省和935个城市（查士丁尼同时代的作家希洛克利斯在作品里提到，公元535年以前，东部的行省和城市就是这个数字。），整个地区真是得天独厚，无论土地、位置还是气候都极为有利，而且人类文明的进步，从古代的特洛伊到埃及的底比斯，不断沿着地中海海滨和尼罗河两岸传播。埃及是众所周知的富饶之地，曾经解救亚伯拉罕（可以参阅《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2章，以及约瑟夫的从政过程。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希伯来人的编年史，一致认为早期的埃及已有技艺的发展和富饶的生活，但是古代的文物已经过很长时期的改进。沃伯顿几乎被希伯来的年代记所掩盖，只有大声向撒马利亚人呼救。）的苦难，同样那片南北狭长而人口众多的地区，至今每年仍能向君士坦丁堡出口26万夸特的小麦。（谷物的数量等于800万罗马摩笛，此外还有8万奥瑞的贡金作为支付海运的费用，从这看来，臣民就应该感恩不尽。）查士丁尼的首都还一直接受西顿供应的产品，15个世纪前荷马曾在诗篇中称赞其事（这些面纱是由西顿妇女所制作，但是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推崇腓尼基人的制造业而不是航海术，他们用弗里吉亚人的船只将货物从腓尼基运到特洛伊。）。植物生长所需的地力，没有因2000次的收成而耗尽，由于农人的技术、肥料的增多和及时的休耕，不仅能够恢复生产，并且更为加强。家畜的数量已经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树木的种植、房舍的建筑以及劳动和享受生活的工具，延续的时间比起人的一生还要长久，在后代的照顾之下得以累积生产的成果。一些最基本的技艺由传统保存下来，随着经验的积累使之更加简化。劳动的分工和交换的便利，使得社会日益富足，每个罗马人的居住、衣着和饮食，都要靠1000双手的辛勤劳动。织机和梭杆的发明可以归之于神的恩赐，每个时代和各种不同的动物和植物产品，像是兽毛、生皮、羊毛、麻、棉以及最后的丝，经过人为的加工，用来遮盖或是装饰人类的身体。它们被漂染成各种永久性的颜色，能够用笔墨弥补织机功能之不足。在模仿自然之美选择颜色的时候（奥维德（43 B.C.—17 A.D.，古罗马诗人，作品有《变形记》）的诗章里，曾经从花卉和元素之中借用出12种颜色的称呼，要想用这十几个有限的形容词描述出世间形形色色的物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以尽情表现个人的品位和时尚。但是有一种深紫色（由于发现洋红和几种新颜料，我们对色彩的运用远超古人。就拿皇家的紫色来说，有一股强烈的气味，而且色泽很深，就像牛血一样。），是由腓尼基人从一种贝壳中提炼获得的，专门供应皇帝本人和皇宫使用，而且明文规定，大胆臣民如果敢僭用皇家的特权，将视同叛国罪加以惩处。

无须我多加解释，大家知道丝（在历史上所提到的昆虫中，蚕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普林尼曾经叙述过开俄斯岛的蚕蛾，看上去跟中国的品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现在养的丝蚕和桑树，狄奥法拉斯和普林尼都没有听说过。）是从一种幼虫的消化器官里吐出来，然后结成金黄色的茧，最后这条毛虫从里面钻出来变成蚕蛾。在查士丁尼统治的时代以前，只有中国人知道，蚕要用桑叶来喂养。像是松树、橡树和白杨的毛虫，遍布亚洲和欧洲的森林，但是饲养和培育都很困难，产量也无法确定，除了靠近阿提卡海岸的小岛开俄斯，通常都没有人理会。开俄斯有一名妇女发明了这项产品，用吐出的丝织成薄纱供女性专用，很长一段时间在东部和罗马备受赞誉。无论是梅德人还是亚述人，他们的服装是否运用这种材料，引起大家的怀疑。维吉尔是第一位提到此事的古代作家，他说中国人从树上采取柔软的羊毛，这种误解和真实状况相比也不足为奇，后来才慢慢知道有一种价值极高的小虫存在，是为各民族提供奢侈品的头号技师。提比略在位时，这种稀少而又文雅的奢侈品，被生活严肃的罗马人指责。普林尼用稍嫌做作而有力的语言，抨击人们贪财求利的心理，为了有害的目的探勘地球遥远的尽头，寻找在众人看来近乎裸体的服装，贵妇人穿上会全身透明。这种衣物可以显示手足的转动和皮肤的颜色，用来满足虚荣或挑起情欲。

中国的丝织品很紧密，腓尼基的妇女有时会将它拆散开来，再将亚麻的纤维混纺在里面，松散的质地使贵重的材料倍增价值。（古代的纯丝织品、搀丝织品和亚麻织品等衣物，无论是质地、色泽、名称和加工运用等，可以参阅萨尔马西乌斯（1588～1653 A.D.，古典学者和饱学之士）。大师在这方面的研究深入而且广泛，但是少为人知，不过他对第戎和莱登很常见的丝绸买卖，则一无所知。）普林尼时代以后这200多年，纯丝或混纺的丝织品限定为女性使用。埃拉伽巴路斯具有妇女的阴柔习性，是第一个穿着丝绸衣物的名人，玷污了作为皇帝和男子汉的尊严。尔后罗马和行省有钱的市民，也在不知不觉中效法这种先例。奥勒良抱怨1磅丝在罗马要卖12英两的黄金，但是供应随着需求而增加，价格自然也就下跌了。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或实施专卖，有时也会使价格高过奥勒良的标准，提尔和贝里图斯的制造商基于同样的情况，有时被迫满足于仅收取那过高价格的九成。从产地进口的丝织品大部分耗用在查士丁尼的臣民身上，有人认为需要制定法律，使喜剧演员与元老院议员的服装有所区别。他们仍然更熟悉地中海一种被称为海蚕的贝类，这种大型珍珠贝贴在岩石上面，长出质地细致的毛发，可以用来织成衣料。罗马皇帝原本出于好奇而非实用的缘故，将这种特殊材料做成的长袍当作礼物，送给亚美尼亚的总督。（这种贝类在西麦拿、西西里、科西嘉和梅诺卡的海岸附近可以找到，它的丝曾经被织成一双手套呈送给教皇本笃十四世。）

丝绸通过骆驼商队跨越整个亚洲，从中国的海岸被运输到叙利亚海岸，这一行程长达243天，但价值昂贵的商品并不需要很大的数量，便足够支付陆上运输的费用。这些丝绸很快被经常前往亚美尼亚和尼西比斯市场的波斯商人送到罗马人手里。但是这种贸易在休战期间，会受到贪婪和嫉妒的压制；而到了敌对君王的长期战争时，更是会完全中断。波斯国王出于骄傲的心理，把粟特甚至塞里卡也算成帝国的行省，但是波斯真正的疆域是以阿姆河为界，要想越过这条河与粟特人进行有利可图的接触，则完全要视征服者的意愿而定，白匈奴人（译注：白匈奴即尼泰莱特人，是Yeuh-cui-Tocharians族的一支，在五六世纪时统治中亚的突厥斯坦和印度的北部。）和突厥人先后统治这个勤奋的民族。然而在号称“亚洲四大花园之一”的地区，就是最野蛮的统治，也不会将农业和贸易彻底毁灭。撒马尔罕和波卡拉这些城市据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用来进行各种产品的交换，他们的商人从中国（耶稣会的教士对中国历史的朝代并不清楚，就盲目加以赞美。只有德吉涅斯（1721～1800 A.D.，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翻译家）明了各朝代的变迁和重大事件，知道中国直到基督纪元开始时，逐渐修纂可信的编年史，建立的王国向外扩大疆域。他也用好奇的眼光，研究中国与西方各国交往的状况。但是这种联系微不足道也不为人知，甚至罗马人连一点怀疑的感觉都没有，说是中国人或是秦建立一个帝国，竟能与罗马分庭抗礼。）购买生丝和丝织品，运到波斯后再供应给罗马帝国。

在中国繁华的首都，粟特人的商队被当成进贡国家的使臣，受到优渥的款待，只要他们能够安全返国，大胆的冒险就能获得极为优厚的利润。从撒马尔罕到陕西最近的市镇是艰辛而危险的旅程，至少需要60天，长则80天到100天。他们渡过锡尔河后就进入了沙漠，除非军队和地区的守备部队加以约束，否则游牧族群会将市民和旅客都当成合法掠夺的对象。运输丝绸的商队为了避开鞑靼的强盗和波斯的暴君，探勘出一条位置更靠南边的路线。他们越过西藏的高山，顺着恒河或印度河而下，在古泽拉特和马拉巴尔的港口，耐心等待一年一度西方船队的来到。（在哈克路特（1552～1616 A.D.，英国地理学和旅行家）和泰弗诺（1633～1667A.D.，法国旅行家）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从中国到波斯和印度斯坦的道路已经被完全调查清楚。英国在孟加拉的统治者，最近探勘出经由西藏的交通线。）沙漠虽然危险，但比起难以忍受的劳累、饥渴和拖延时日还是要好过得多。以后很少人再有这种打算，仅有一名欧洲人通过那条乏人问津的路线，为自己历尽困苦而自鸣得意，他在离开北京以后，花了9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印度河口。

不过，开放的海洋可供人类自由地交往。中国从黄河到北回归线的各省，都被北部的皇帝征服和教化。在基督纪元开始的时代，这个地区就已经满布着居民和城市，到处种植桑树养蚕，生产丝绸。要是发明罗盘的中国人拥有希腊人或腓尼基人的天分，那他们就会向着南半球进行开发。我没有资格判断也很难相信，中国人的长途航行曾抵达波斯湾或好望角。（译注：郑和奉明成祖之命，率将士工匠2万余人，大船70艘，于1045年6月下南洋，前后7次历时28年之久，最远曾经到达波斯湾、红海的亚丁和阿拉伯的麦加，以及非洲的索马里和肯尼亚的海岸地区。）但他们的祖先可能与现代的子孙一样努力与成功，航海的范围从日本群岛延伸到马六甲海峡，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东方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在始终保持能看到陆地的情况下，沿着海岸抵达顶端的阿钦海岬（译注：阿钦海岬指马来亚半岛的南端，也可以说就是现在的新加坡和周边的地区。），每年总有10到20艘船来到此地，上面装满中国的货物，包括各种工艺产品，甚至还有工匠在内。苏门答腊和对面的半岛被很含混地描述（斯特拉博、普林尼、托勒密、阿里安（2世纪罗马作家，作品有《亚历山大大帝传》）、马西安等人，他们对于科摩林角以东各国的了解程度可以称得上无知，最后还是丹维尔把路线说得很清楚。我们对印度的地理学由于贸易和征服的关系，已经有很大的进步，而且伦内尔少校的地图绘制得十分精确，留下很多第一手的旅行记录。要是他用丰富的知识和过人的智慧扩大研究的范围，成就可能会超越现代第一流的地理学家。）为生产金银的地区，托勒密的地理学曾经提到这些商业城市，指出它们的财富并非全部来自矿产。苏门答腊和锡兰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是300个里格，中国和印度的航海人员依靠飞鸟指示航向，或是乘着季风，就是方形船也能安全穿越海洋。这种船在制造的时候不用铁钉，以椰子树叶编成牢固的绳索将船连接起来。

锡兰又称塞伦底布或塔普洛巴纳，由两个敌对的君主分治：其中一位据有山地、大象和晶莹剔透的红宝石；另一位享有更为实际的财富，国内的特产、国外的贸易和宽阔的海港特林奎马尔（译注：特林奎马尔不知是否就是郑和下南洋到达锡兰所进入的海港锡兰山，确定不是科伦坡，因为科伦坡位于锡兰的西南海岸，而特林奎马尔位于东北海岸，面对孟加拉湾，离中国较近，在此曾经发现郑和所立的石碑。），成为东方和西方船队的集散中心。这个人情味浓厚的岛屿，离两端的国家航程大致相等（有人已经计算过），中国的丝商把买来的沉香、丁香、豆蔻和紫檀木装在船上，与波斯湾的居民维持自由而且利润很高的商业活动。波斯国王的臣民颂扬他的权势和伟大，认为已经没有可与之匹敌的对手。有名罗马人单纯以旅客的身份，乘坐埃塞俄比亚人的船只到过锡兰，他拿出阿纳斯塔修斯的金币，与波斯人不起眼的铜钱做比较，驳斥他们那种狂妄无知。（这个岛屿是普林尼、索利努斯和萨尔马斯笔下的塔普洛巴尼，事实上很多古代人都把锡兰和苏门答腊弄混淆。现在科斯马斯有很清晰的叙述，然而这位基督教的地理学家还是夸大了苏门答腊的面积。他对印度和中国贸易的记载很少，而且内容非常奇特。）

丝成为不可或缺的商品，波斯人控制着陆地和海洋，主要的供应来源被他们垄断，查士丁尼对此非常忧心，臣民的财富不断流入一个充满敌意而又崇拜偶像的国家。埃及的贸易和红海的航运随着繁荣的帝国走向衰败，同样遭遇没落的命运。一个积极进取的政府应该恢复这些地区的贸易和航运，除此之外罗马人的船只还要可以航行到锡兰、马六甲甚或中国的港口，去购买所需的生丝和织物。查士丁尼采取了一个更温和的计划，请求同是基督徒的盟友埃塞俄比亚人给予协助。他们新近获得了航海的技术、贸易精神和阿杜利斯海港（科斯马斯对于阿杜利斯的港口和碑铭、沿着巴巴里亚和津吉的非洲海岸与阿克修米特人的贸易，以及远航抵达塔普洛巴尼等等，提供了非常有趣的知识。），这个地方是一位希腊征服者最值得炫耀的战利品。埃塞俄比亚人沿着非洲的海岸深入赤道地区，搜寻黄金、翡翠和香料，但是他们很明智地放弃了这一实力悬殊的竞争，因为波斯人靠近印度市场，与他们相争，必然会受到挫败。

皇帝为此感到失望，直到后来发生了一起出乎意料的事件，他的愿望才获得满足。福音的教诲已经传到印度，一位主教在马拉巴尔的胡椒海岸领导圣托马斯的基督徒，锡兰也建立了一座教堂，传教士追随贸易的足迹到达亚洲的尽头。两个波斯僧侣长期居住在中国，或许是皇家的都城南京，这里的君王信奉外国的宗教（译注：这是指魏晋南北朝的南梁，公元555年建都于建康，即现在的南京，这时佛教在中国极为流行。），事实上他接见过锡兰岛派遣的使节。波斯的僧侣在虔诚传教时，见到中国人的普通服装都是丝织品，感到非常惊奇，还看见成千上万在饲养的蚕（不论是在树林还是家庭里），从前这是皇后的工作。（有关中国对丝的发明、制造和运用，可以参阅杜哈德尔的作品。中国的浙江省无论在产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最为著名。）他们很快了解，要想运走生长期短促的昆虫，是不切实际毫无用处的事，但是蚕卵可以孵出很多后代，容易保存，也能在遥远的地区培育。对于波斯的僧侣来说，爱国心比不上宗教或利益的吸引力。他们经过长途的跋涉，抵达君士坦丁堡，将计划详尽报告给皇帝，获得查士丁尼的首肯，被给予丰盛的赏赐和优渥的许诺作为鼓励。然而就君王御用的历史学家看来，高加索山下的一场战役，比起传教士经商的辛劳，更值得详细报道。

他们在进入中国以后，欺骗怀着猜忌之心的民族，把蚕卵藏在中间挖空的手杖中，然后带着来自东方的战利品光荣归来。经由他们的指导，蚕卵在适当的季节，用堆肥产生人工的热量来孵化，拿桑叶来饲养，使它们不仅能够在异国的气候里生长，还能结出蚕茧，留下足够数量的蚕蛾来繁殖推广，然后种植更多的桑树饲养更多的蚕，供应大量生产丝织品的需要。借由经验和研究可以不断改进这项新兴产业，等到下一代皇帝在位的时候，粟特的使臣承认，罗马人在养蚕和产丝这方面的技术，已经不亚于原来的中国人。我看见这些质地雅致的奢侈品，并不是毫不动心，但是难免会感觉遗憾，要是传进蚕丝的人能带来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的印刷术，那么米南德的喜剧和李维记述完整罗马历史的史书，就可以因第6世纪的版本而得以永存。扩大的世界观有助于思维科学的发展，但是基督教的地理学完全依据《圣经》的文字，有的地方难免断章取义，因此只有不信神的头脑才会去研究自然的科学。正统基督教的信念把人类可以居住的世界限定在一个温带地区之内，地球是一个椭圆形的表面，长度是400天的旅程，而宽度是200天，四周被海洋包围，上面覆盖透明晶体的苍穹。（科斯马斯被人称为印度航海家，大约在公元522年进行远航，公元535年到公元547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完成著述，驳斥世界是球体的不敬主张。佛提乌（820～891 A.D.，君士坦丁堡教会长老和历史学家）读了他的作品以后，说他的作品展现出僧侣的偏见，同时也表达商人的知识。泰弗诺把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推荐给法国人和希腊人，全书经过蒙弗孔（1655～1741 A.D.，法国学者）神父编纂后刊行。这位编者是神学家，没有能发现科斯马斯是聂斯托利派的异端，应该感到惭愧，克洛兹则察觉到这一点。）藏书网